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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
浅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

来源:楚江街道中心学校 发布时间:2012-12-01 浏览次数:327 次 【字体:

浅谈《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

作者:楚江镇三完小教师覃龙飞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乱不堪的汉魏时期。褒者赞其胸怀远大,唯才是举,兼有文韬武略,登高必赋,平定北方,御军有年,亦能自著兵书;贬者损其“名托汉相,实为汉贼”,是个善于玩弄权术,残忍嗜杀的“奸雄”,尤其在民间,曹操更是“奸诈”、“虚伪”的代名词。纵观其一生,虽未称帝,但总的说来,他的一生功大于过,他在汉末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足可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等千古帝王并列而论,以此而论,曹操仍不失为汉魏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家和诗人。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性格最为复杂,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评定他的一生。或许“奸诈”一词,最能突出地说明他的性格特征,但仅此一词也远远不能囊括曹操这一形象的丰厚意蕴。曹操复杂性格的出现,也恰恰是罗贯中成熟的艺术追求。他在保持曹操形象“定性”的同时,也突出表现其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性格内涵,使曹操的形象呈现出多元化,从而使之获得了真实性、审美性和永久性的艺术魅力。

   首先,曹操的性格鲜明独特、反差巨大。从曹操挥师徐州替父报仇的疯狂,滥杀无辜的残暴不仁,转到他在行军途中目睹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的真情流露,以及攻破下邳先安民,击败袁绍免其税,攻取冀州不扰民的举措;“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对群雄的评价入木三分,但对刘备的韬光养晦之计毫无察觉,则前聪后愚;曹操一方面极力搜罗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又嫉妒人才,斩杀杨修;在长期征战的过程中,曹操屡败屡战、乐观向上,但内心又狐疑空虚,故有“梦中杀近侍”之事;曹操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但也刚愎自用、骄横无比,随有濮阳之惨,赤壁之败;有时的宽宏大度令人叹为观止,有时的气量狭窄令人不可思议……曹操这个艺术形象就这样在不断地展示自己丰富侧面的同时,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他生逢乱世,立志“削平天下”,其文韬武略,不仅是芸芸众生难以望其项背,就连当时的豪杰孙刘集团也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凡此种种,决定了曹操既可以建大德,也可以至大罪,因而他性格内部的冲突更加丰富突出,尖锐而多样。这种相反相成的性格表现,既符合现实生活与人物性格的逻辑,也体现了艺术的辩证法。这种性格的复杂多变,在“赦免张辽”一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曹操起初欲手刃张辽,但听了刘关之谏后,又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前者易于冲动、气量狭窄,后则度量过人。他爱惜张辽之才是真,但说什么都显得虚伪有佳!从拔剑弩张到掷剑于地、从恼羞成怒到笑脸相迎,使张辽转瞬之间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客!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不难看出曹操的性格异常活跃而丰富。

   曹操的“狡诈”蕴涵着很高的智慧,虽然可憎可鄙,但却机智巧妙,令人心悦诚服。“望梅止渴”、“装病谗叔”、“刺卓献刀”、“借头稳军心”、“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等,都在奸诈中暗藏机智,愚弄中显露爱护。一方面,曹操僭越皇权,为所欲为,如“许田打围”便是最突出的一例,先是与天子并马而行,接着便讨要皇帝御用物品,继而“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众将校“万岁”的山呼,且“竟不献还宝雕弓,就自悬带”,骄横无礼如此!即使是在今天,这些行径也会被视为目无尊长、狂妄无知,惹人生厌的。曹操把持朝政,用的完全是霸道式命令口气,并无半点臣子的气味!而汉献帝及群臣都得诚惶诚恐地接受。其一是性格使然,其二则是他对篡位时机是否成熟的一种“试探”,其“窃国之贼”的手段十分高超!对敢于反对他实现“最高理想”的人,他就撕开虚伪的面纱,于是逼死了战功赫赫的重要谋士荀彧、荀攸叔侄,并将崔琰杖杀于狱中。曹操一生,虽未称帝,但他却“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更高的天子之威!曹操玩弄权术也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奸诈”艺术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诈中风”、释张辽、与许攸论粮、哭祭袁绍、假辞封王、礼葬关羽首级、割发代首等故事无不令读者深感曹操的“奸诈”,这也是曹操屡屡用于行军打仗和保护自己利益的一大“法宝”。“诈术”用于军事,无可厚非,但是曹操是建立在伤害他人特别是众多无辜者的利益乃至生命基础上的,其手段之卑劣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曹操的残暴,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虐杀无辜,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正是他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真实写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曹操要杀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政敌,他信奉“顺吾者生,逆吾者死”,动不动就诛灭九族,斩草除根,使无数无辜者的生命被剥夺。而“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走漏一个”的极端做法也充分显示出了他的残忍本性。如“颍川之战”,对义军就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攻徐州时则“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杀吉平” 先打后截,再割舌分肢,其场景让人触目惊心,永世难忘!这些都使曹操残暴不仁的个性达到了极至。其次是杀那些令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人,如“荀彧、荀攸、崔琰“之流,甚至“疑心病”发作,曹操也要杀人,如“华佗、吕伯奢一家、杨修、祢衡等等”。曹操的第三种杀人动机纯粹是草菅人命。如“梦中好杀人”之类,就让近侍白白搭上了一条性命,而曹操兴兵复仇徐州时,则把矛头对准无辜的百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徐州屠城”惨案,更是令人发指。这些都鲜明地显示了曹操嗜杀成癖的残暴性格。当然,曹操镇压起义,双手也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充当了一个朝廷刽子手的角色,“斩张梁于曲阳”,“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残酷得连死人也不放过;同时,曹操欺君罔上,窃国谋逆,把持朝堂,控制中央政权,使汉献帝成为傀儡,众臣变为装饰,勒杀董贵妃、诱杀马腾父子、耿纪、韦晃等“五臣死节”,充分证明了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本质;曹操玩弄权术,残暴不仁,更是有口皆碑,“借头稳军心”、“梦中好杀人” 、“斩杀杨修”等都使曹操之过暴露无遗。另外,曹操虚假伪善,骄奢淫逸,嫉贤妒能的性格在“铜雀选美”、“槊刺刘馥”、“斩杀杨修”等事件中无不显露无余。

   曹操虽奸,但观其一生,他是不平凡的,他的是非功过也很分明:“赤壁之战” 前的曹操虽已“挟天子”,但目的却在“令诸侯”,是为了缓解与中原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而致力于壮大实力、立志削平群雄、统一北方,重在“雄”、“智”和“可爱”;而后期的曹操则主要是处理与蜀、吴的矛盾,尤其是与以恢复汉室为号召的刘氏集团的矛盾更为突出,最终要“扫清四海”,一统天下,此时的曹操则“奸”、“愚”和“可恨”。但曹操的奸雄智愚、可爱与可恨,并不是截然分明、纯粹平行的,是奸中藏雄,雄中隐奸,智愚结合,爱恨并行,他没有称帝,是不争的事实,宋贤评论说:“虽秉权衡欺幼主,尚存礼义效周文”也是恰如其分。然而,曹操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奠定了三国鼎立和三国归晋的基础又是功不可没。他在北方分兵屯田,兴修水利,对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任人唯贤,敢于打破世族门第观念,大胆起用中下层人物,为后世用人方略首开先例;他还抑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军阀权力。所有这些举措,不但巩固了摇摇欲坠的汉末中央政权,而且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使北方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国力得到了不断加强,为今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最终三国归晋,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

纵观曹操一生,虽奸诈残暴,但总的说来还是功大于过,仍不失为汉魏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家和诗人。

首先,作为政治家的曹操,目光远大,志存高远,胆识过人,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一节,充分显示了曹操过人的见识和非凡的英雄气慨;另外,曹操勇于斗争,锐意进取,只身行刺董卓不成后,又发矫诏共讨之,在辅袁绍,讨董卓的诸多活动中,无不展现出曹操过人的才智;曹操意志坚强,但都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他吃过很多败仗,如“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等,但他从不气馁,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充分的自信。表现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所具备的素质。最突出的例子是赤壁之战中的三次“大笑”和被马超追得割须弃袍,狼狈不堪时,仍然十分镇定地说:“贼至何妨?”待回头看时,“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此等胸怀和气度,非英雄不能具备。此外,曹操还注重长远利益,注意在征战中保护农业生产,在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因而得到了驻地群众的衷心拥护。

    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能够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因为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当汉末中央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曹操大胆采纳了谋士荀彧的建议,奉迎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对当时的群雄评价得中肯贴切,入木三分。其此、曹操求贤若渴,非常重视人才。 在他的麾下,云集了一大批卓有才华的文臣武将,使得曹操的势力逐步扩大,最终削平了群雄、统一了北方。同时,曹操能唯才是举,随能任使。他的名言“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道出了其成就大功的决窍,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乱世争霸的时代,不能不说这是一大极为明智的突破。曹操网罗人才的作法也足以叹为观止,这在对待关羽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至。他的人才政策非常宽松,主要体现在“不念旧恶”,如以平常心对待辱其祖宗的陈琳,以及对通敌书信不问而焚,都使曹操虚心纳贤的声名大振,各处人才纷至沓来,帐下人才济济,大大超过了孙吴、刘备集团。各个舍生忘死,以至庞德绝旧主及亲兄之恩义,抬梓出征。同时,曹操还能使人尽其才,他不但从善如流,还善于对谋士纷繁芜杂的建议进行去伪存真、提炼升华后再加工,从而作出集众人之智慧的高明决策。官渡之战他采纳了荀彧的正确建议,又用许攸之计烧毁了绍军乌巢之粮,创造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战例。更为可贵的是,曹操积极保护部下出谋划策的积极性,西击乌桓后“重赏先曾谏者”便是典范。

其次,作为军事家的曹操军纪严明、爱护百姓。曹操治军素以“军法甚严”著称,过宛城,攻冀州,都曾号令三军不得扰民,平冀州后,又下令尽免河北百姓当年租赋。这其中虽有伪善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爱民之举,毕竟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曹操还豪爽多智,指挥若定。他“濮阳诈死破吕布”、“安众设伏破张刘”、“抹书间韩遂”、“望梅止渴”、“割须弃袍”等,无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智慧。曹操治军一向从严,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如澈水兵败而赏人,亲子出征而厉诫,割发代首等。曹操多年征战,都能不避箭矢斧钺,常常身先士卒,亲自领兵上阵,其表率作用,大大激励了全军将士死战的斗志,最终削平群雄,统一北方。曹操腹有良谋,能征惯战,往往能奇谋迭出,大败敌军。大敌当前之时,他总是指挥若定,胜不骄,败不馁,屡出奇计,或转败为胜,或化险为夷。然而,综观整部《三国演义》,刘备和孙权则少有曹操的这种谋略和胆识。曹操不仅能独立决策,还善于博采众长,去伪存真、择善而从。这也是他得以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的重要原因。

 曹操又是一个文学家,他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东汉末年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可以说,他对建安文学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身边的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人,以及曹丕、曹植两个独具文学天赋的儿子,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七子”。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他触景生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也是三国的其他群雄难于媲美的。在长年的军旅生涯中,曹操还善于将其积累的丰富军事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颇为丰富的一系列军事理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著有《孟德新书》,历史上的曹操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而刘、孙两雄却没有。

 读完《三国演义》之后,头脑中的曹操形象,其奸诈嘴脸总是要比英雄特征清晰得多。作为文学,我们更多的是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来评价人物形象。因而曹操的道德品质难以被世人认可,其实是后世人们头脑中“奸”的印象被夸大了。而曹操的“奸”与“雄”两个方面并非各自孤立、互不相容;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精明强干使他在残贤害善、窃国之柄时手段更为高超,因而显得更加狡猾凶狠;奸诈残暴使其得以有效地剪除异己,消灭敌对势力,巩固地位,推进其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其“雄”的一面更加突出。曹操的杀人动机和残暴本性比较隐蔽,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其狡诈的根源。总之,曹操的“奸”与“雄”两个方面使得曹操的形象更为生动丰满和独具特色,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对演义而言是一个巨大成就,也极大地丰富了整个历史文学人物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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